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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警17年，张雷凭借深厚扎实的知识体系、务实求真的科研作风、始终不竭的创新精神和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承担全国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工作30余例，参与调查全市各类交通事故3000余起，参与全国重大疑难交通事故鉴定1800余起，出具各类鉴定文书3万余份，主持和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8项，其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多项发明专利，享受公安部部级特殊津贴。交警职业身份之外，他还担任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技术专家，科技部和公安部科技兴警智库专家，公安部部级专家人才库首批入选专家，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能力验证技术专家。

　　回忆起出站时的那段日子，张雷笑着形容自己是在各种“诱惑”和“阻力”面前，向着心中的目标“一往无前”的。有高校邀请他当导师、建实验室，有汽车企业聘请他做高管、拿高薪，他都一一婉拒，他心中早已有了目的地：“我始终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在交通管理工作方面的发展，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成立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家省级公安交通鉴定司法中心，我想去那里。”正因为如此，当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找到张雷，诚挚的向他发出邀请时，张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时的张雷，加入交管队伍尚不足一年，该起事故的主办民警们每次望向他的时候，总会扫一眼他的警衔，眼中充满疑虑。张雷没有作过多的解释，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经过细致的分析，他判定驾驶人是那位正处于昏迷状态的伤者。面对主办民警们的各种疑问，这位“初来乍到”的新警从容地解释道：“交通事故现场是运动的，血痕的形态也要充分考虑运动过程中液体和车辆的相对速度、运动方式。”张雷用现场重现和模拟实验两种方法进行验证，科学地解答了那处血痕的成因，又根据死者的落地位置、人体损伤特征、地面痕迹、车体痕迹、微量物证以及人与车辆的相对运动，反推死者生前并不在驾驶位。那一天，张雷的解释和推理通俗有力，列举的证据和鉴定结果客观确凿。随着伤者从昏迷中转醒，其叙述也印证了张雷的判断。主办民警们对张雷心服口服，此后很多年，只要遇到了无法判断的疑难事故，他们都会和张雷联系，张雷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次，京郊发生了一起造成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三名死者没有任何交集，且没有第四个参与人。大家都倾向于三名死者分别驾驶三辆不同的交通工具发生了碰撞，但在自行车骑车人是骑行还是推行上存在争议，责任认定遇到了瓶颈，属地交通支队向张雷求助。在查看了现场后，张雷立刻发现了疑点：自行车的位置距离中心现场太近了，如果自行车参与了碰撞，由于速度远不及其他两方，碰撞后的位置不可能这么近。他对三辆交通工具和三名死者又进行了复勘，通过组织开展多轮的检验、分析和模拟试验，从其中一辆电动三轮车上提取到了一处小小的月牙形剐蹭痕迹并附着黑色物质，经过材料分析鉴定，确定是自行车上多层涂料中的一层。张雷根据提取物的所在位置、形成规律推断，事故发生时，自行车是被架在电动三轮车上的，并没有参与到道路行驶过程中。根据这一判断，属地交通支队沿着张雷给出的方向，开展扩线调查，证实自行车所有人在事故发生前临时搭乘了途经此地的一辆电动三轮车，为明确事故责任方奠定了基础。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被发现倒在公路边，双腿被碾压经抢救无效死亡。是什么车碾压了他？他是行走时被车撞倒后碾压，还是意外倒地后遭到碾压？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事故性质和责任认定。属地交通支队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最终从40多辆车中锁定了两辆嫌疑车辆。但由于两辆车长期在工地运营，车轮车体上被泥土等物质覆盖且磨损严重，未能提取到有效证据，无法确定到底是哪辆车碾压的，更无法确定事发前老人的身体姿态，责任认定成为难点，案件被提级调查。接到案件后，张雷认真梳理现场大量信息、物证，综合运用损伤机理、车辆结构特征和人体动力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分析，指出两辆车车轮属于并装双轮，碾压后死者的生物检材很有可能附着在两个车轮的间隙中，而这个位置由于比较狭小、有一定纵深，证据不容易被发现但也不容易灭失。这个判断一下子为办案民警打开了思路，办案人员很快从第一辆车的双轮之间的缝隙里提取到了关键性证据，并根据这一证据的特征，认定老人是在步行的过程中，被车卷入车轮下碾压造成失血过多死亡，事故一下子真相大白。

　　在一起发生在外省市的特大交通事故中，张雷作为国务院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专家，承担了该起事故复勘的主要工作。面对大面积、不规则、相互叠加作用、无法有效剥离的痕迹，有什么方式可以将这些痕迹分离出来？曾经在国外学术期刊上了解过三维扫描技术的张雷，一下子就想到可以把三维扫描技术应用于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他将三维扫描工具、拍摄设备进行了实战优化，将现有的勘查鉴定系统进行了适用性升级，创新构建了能应用于交通事故痕迹鉴定的系统。由于采取整体、密集的方式收集勘验对象的特征点，检验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加上使用的是激光技术，保持了所有痕迹的完整性，实现了交通事故痕迹物证信息采集、比对和判定的全程无接触、无破坏和数字化，有效解决了传统检验方法难以实现的复杂痕迹的分析和场景复现等问题。这一创新技术在该起事故调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查清事实、确定原因、认定责任提供了核心证据。

　　对于这项当时看来比较超前的新系统、新装备，很多人建议张雷在基层铺开应用，张雷却始终保持清醒和务实，他后来反思道：“考虑到系统操作门槛高、配套系统数据存储要求高，对于大部分交通事故和基层单位来说并不适合，这项技术后来只在重特大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工作中得以应用。”缜密思考后，是更加强烈的斗志和信心：“好的装备，要能解决普遍性问题，得让基层民警上手就能用，而且实践效果得好、应用范围得广。”循着这样的思路，张雷很快寻找到了新的研发方向。

　　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车辆撞击的碎片、物体运动后形成的各种痕迹散落在大范围的路面上，一旦发生在城市交通主干道或者繁华的支线道路上，封锁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在短时间内准确提取证据、快速恢复交通的压力十分巨大。往往这样的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最快也得用时1个小时，较复杂的能长达5、6个小时，很容易造成大范围拥堵。张雷曾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过因交通事故造成间接经济损失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调查证明，主干道大型交通事故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是以百万计的。”如何做到“快勘快撤”、最大限度保障城市运行畅通、减少因事故拥堵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就成为张雷重点攻关的课题。

　　经过大量实践和深入思考，张雷认为现场勘查最为耗时的地方，在于使用传统工具对痕迹的大小、位置进行记录，绘制现场图这些环节上。“使用传统的标尺，要取横向、纵向两个点的数值，标尺放在哪、取景取多少、有没有路面的参照物都得考虑，现场画图更要严谨。”为了规范、准确标记现场痕迹，这个环节的耗时占据了现场勘查的大部分时间。张雷从这一点入手，借鉴测绘摄影技术，将传统直线型标尺改良为平行四边形的标尺，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只需把标尺摆在痕迹附近，用相机进行拍摄，将照片上传到其研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内，系统可自动生成所需的勘验要素，从而有效缩减现场勘查的时间。一次，北京环路上发生了一起情况复杂的交通事故，当时正值晚高峰，交通压力不言而喻。张雷带队运用这项发明，将现场勘查时间，压缩到12分钟即全部、高效完成。这项发明在后续一系列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工作中被广泛应用，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特别是近几年，张雷始终关注汽车行业的发展，他认为可以更加高效的将汽车上普遍配备的用于故障排查和维修保养的存储设备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传统方式，需要通过路面的痕迹、物证进行分析，推理出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事故发生时的有用信息运用起来，就能提高事故原因认定的准确性和效率。”张雷对当前汽车厂商普遍使用的设备进行了调研，发现存在体积大、接口多、过程繁琐等问题，极大影响勘查效率。在张雷看来，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即插即用、操作简便、方便携带。

　　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展研发，于2024年底推出了一款汽车取证装备。“就比手机大一圈。”张雷一边说一边比划。“关键在于无论什么样的知识背景，都能用、会用。”这款装备一经“面市”，迅速在各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应用，实践证明，该设备可帮助民警快速查明事故过程和原因，为后期的责任认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其性能更是领先于国内外其他同类产品。配套研发的一整套便携式多功能勘查鉴定工具箱，能够在车辆起火事故现场直接确定起火原因，该工具箱已在国内多起汽车事故鉴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两项发明，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

　　在一起危险驾驶案中，现场公共图像显示，撞车瞬间的车速很快，可它究竟有多快，成为了司法审理过程中的一项需要着重考量的因素。但由于事故现场痕迹过于复杂凌乱，使用传统的痕迹计算方式无法对车速进行测算，张雷决定利用视频图像对车速进行鉴定。“我们已知从A点到B点的帧数和距离，只要详细了解图像设备性能、车辆类型，采取这样的方法就能测算出速度。”最终鉴定车辆肇事时的车速是110.6～121.7公里/小时，远超70公里的限速。在此案的基础上，为了适应道路公共图像设备和车载录像设备广泛应用的新形势，张雷及时将上述鉴定方法进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并于2014年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手段。

　　从警17年，张雷准确把握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国际前沿发展趋势和我国实际需求，开展系统性的警务装备、警务技术创新，不仅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包括《道路交通拥堵经济损失评估指南》《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箱通用配置要求》《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鉴定机构建设规范》《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规范》在内的涵盖公共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驾驶、事故鉴定领域的18项行业标准（详见附件），让通过这些鉴定方法形成的结论成为司法过程中的有效依据，让相关领域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安全性能的提升，从而保障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他从规范鉴定行业交通事故鉴定领域工作入手，牵头建立了以公安机关为主、社会鉴定机构为辅适应国内司法形势的鉴定工作模式，确保全行业鉴定工作合法合规、客观公正；牵动建立了紧急联动响应机制和相应的督办机制，对办案单位和社会鉴定机构开展行政监督和技术指导，有力提升全市交通事故办案和鉴定服务的质效；他把以往接待群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三见面”模式，提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升案件复核质量和水平，推动北京公安交通事故鉴定工作规范化发展。

　　“人生不过几十年，我要把这段时间用好，发挥我最大的价值。”正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持着张雷无畏病痛大步向前，他运用科技手段对近年来发生的交通事故成因进行深度分析，对道路交通安全评价与预警等关键技术进行系统性研究，先后深入600余处位于山区、农村和高速公路事故多发点位，通过挂账治理、督促整改等方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最大限度降低了交通事故风险。在此基础上，他相继完成了多项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际合作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为科学、合理制定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政策与规划、提升城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不在乎个人得失，为了理想始终扎根基层；他不纠结于职位的高低和岗位的大小，他总说：“从小事做起，把事儿做好、做扎实。”他运用科技手段改善传统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精度，让行业看到了科技应用和创新的无限种可能；他立足本职，为事故当事人送去了可感可知的公平正义；他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制定行业标准，让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工作更加高效；他从一个个交通事故现场中发现规律并加以研究，为监管规范和企业生产提供科研依据。这些工作看似是事儿小，但件件都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一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关系到汽车行业的变革和未来，关系到城市的运行和人们的安全和利益。

　　其实，在北京公安队伍中，像张雷这样的“警营科学家”还有很多，2023“北京榜样·最美警察”网安系统创新技术女博士杨燕燕，2024“北京榜样·最美警察”环食药旅系统分析化学硕士秦向铭、经侦系统法制女博士项倩、刑事技术专业博士后韩俊萍等等，他们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抛洒在打击办案、社会治理、安全防范最前沿、最基层，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赋能实战、提升战斗力的“高能燃料”，用求真务实的研究、脚踏实地的行动、创新担当的勇气和与时代同行的不竭动力，助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形成与发展，他们用不懈的拼搏、前行的脚步证明：功以才成，业由才广。